为高斯写的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是我平生无数的中英二语的作品中，唯一的还没有动笔就知道是大文，肯定是。作为一件经济学作品，其题材的重要性难得一遇。我想得通透，分析反复多次，资料大部分是自己多年的观察。困难是题材复杂，牵涉到的范围广泛。答应了高斯不能不写，苦思良久终于想出可以处理整个话题的一篇长文的结构。从他评论的细节看，九十七岁的高斯读得清楚明白。数十年来他和我在经济学上的思维一致有助。其它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如巴赛尔、德姆塞茨、诺斯等人，今天和我的沟通就有点沙石了。阔别了四分之一个世纪，大家分道扬镳，思想的角度不同，层面有别，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思维汇合在一起的。都老了，谁对谁错，孰优孰劣，再不是值得争论的话题。我深信，有朝一日，后学的对经济解释再有兴趣的话，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一文会教他们很多。高斯细读该文后对一位朋友说，当年催促张五常回到香港研究中国是他平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。另一方面，一些没有读过经济的朋友可以不管文内的理论或概念而明大概，尤其是那些有经验的干部及多年在国内投资设厂的。没有成见重要。动笔前就肯定是一篇大文，因为意识到该文是一个大时代转变的产品。即是说，没有经历着这大时